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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是人際交流的重要方式，能夠向特定對象傳遞信息、交流情感。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及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一貫重視書信的作用，他們通過書信來交流思想、傳播文化、延續(xù)文明、分享信息、明確立場、傳遞理念、寄托期望，并以此作為展示思想文化的影響力、體現(xiàn)治國理念乃至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式［1］。書信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經(jīng)常運用的與人民群眾交流的方式。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尤其關心廣大青少年的成長。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多次給青少年回信，不僅鼓舞了收信的青少年，而且使得廣大青少年持續(xù)而強烈地感受到黨的領袖的關心，對整個青少年群體都產(chǎn)生感召和引領作用。“回信不僅是傳遞信息的獨特方式，而且是教育青年、引領青年的創(chuàng)新方法”［2］，深入分析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以下簡稱“回信”）所承載的教育方法論意蘊，對新時代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實踐啟迪。

一、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的文本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的回信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故而精準選擇文本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為此，我們將時間起點定位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據(jù)《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新華網(wǎng)、中國共產(chǎn)黨網(wǎng)等官方媒體，選出標題中有“回信”/“復信”字樣的20封信（見表1）。通過對這20封信的文本分析，可以總結(jié)出它們在整體上所體現(xiàn)的時間、對象、語言和結(jié)構(gòu)上的鮮明特征。

表1 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的回信

1.回信的時間特征

回信的時間承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的時間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或是選擇我國傳統(tǒng)節(jié)日，或是結(jié)合重大社會事件、政策，既符合形式上的契機，又具有深刻的實質(zhì)內(nèi)容。習近平總書記常在兒童節(jié)、青年節(jié)等重要節(jié)日前后給青少年回信，精心選擇的時間節(jié)點不僅讓青少年感受到特別的關懷，加深他們對重要節(jié)日的文化認同，還能在整個青少年群體中產(chǎn)生強烈的示范效應。如2016年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給大陳島老墾荒隊員的后代、浙江臺州椒江區(qū)十二名小學生的回信［3］；2018年兒童節(jié)，習近平總書記致信陜西照金北梁紅軍小學學生［4］；2018年勞動節(jié)，習近平總書記回信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模本科班學員［5］；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同樣在兒童節(jié)來臨之際給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的少先隊員寫了回信［6］；2022年，五四青年節(jié)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回信［7］，教師節(jié)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又給北京師范大學“優(yōu)師計劃”的師范生們回信［8］。

此外，回信也會結(jié)合著重大社會事件的時間進行價值引領。“領導人書信所涉議題不是隨機的，而是與國家及領導人在特定時期的注意重點高度相關，因而習近平總書記回信是理解國家治理議程的有效途徑”［9］。結(jié)合重大事件的做法，一方面能夠提升回信的社會關注度，另一方面是借用政策契機釋放出積極的價值導向，引發(fā)全社會的關注。譬如，2013年國慶節(jié)正值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建校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給該校全體同學的回信在國慶節(jié)發(fā)布。澳門回歸20周年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給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的小朋友們回信，肯定他們對“祖國是澳門的堅強依靠”的認識，并勉勵他們傳承好愛國愛澳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不僅激勵著澳門的青少年們，更鼓舞了廣大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2013年是中國青年志愿者行動實施2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給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本禹志愿服務隊”回信，肯定他們甘愿奉獻、服務人民的行為，鼓勵他們繼續(xù)弘揚志愿精神。

2.回信的對象特征

回信對象涵蓋廣泛的青少年群體，既有不同年齡、地域的青少年，也有特定的群體，體現(xiàn)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體青少年的關心。

回信對象覆蓋了全學段的青少年。面向小學生，有給陜西照金北梁紅軍小學學生的回信、給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少先隊員的回信；面向中學生，有給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全體學生的回信；面向大學生，有給東北大學全體師生的回信、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在讀英烈子女的回信。

回信對象的地域分布廣泛，不僅覆蓋了北京、陜西、江蘇、安徽等多個省份，港澳地區(qū)亦備受重視。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給香港“少年警訊”成員回信，2019年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給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朋友們回信，2022年7月給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臺灣青年回信，2023年7月給香港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回信?；匦偶缺磉_了對整個青少年群體的關心和期待，也凸顯了對港澳臺青少年的特殊關注。

回信對象具有多樣化的群體身份，其中包括傳承紅色基因的陜西照金北梁紅軍小學學生，攀登科技高峰的北京市八一學校科普小衛(wèi)星研制團隊學生，肩負民族團結(jié)進步責任的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愛國愛港愛澳的港澳學生，創(chuàng)新鉆研的中國國際大學生創(chuàng)新大賽參賽學生。這些群體身份雖然有多樣化的特點，但都具有遠大志向和責任，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烈關聯(lián)。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無疑會極大地鼓舞他們。

3.回信的語言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一般會基于青少年的年齡特點來組織語言、提出期望，對他們提出有針對性的指導和鼓勵。作為大國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的書信具有別具一格又無法替代的特殊意義和價值，字里行間都折射出他非同一般的思想態(tài)度、立場方法、格局情懷與個性特點，也正是在這一封封與人民群眾問學習、聊工作、拉家常、話變化、談感受、敘情誼的信件中，習近平總書記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書信風格及特點［10］。

從篇幅來看，回信普遍篇幅較短，字數(shù)集中在200～500字。這些回信言簡意賅、主旨清晰、言之有物，充分考慮到青少年的年齡特征和閱讀特點，用簡短的文字將核心思想充分表達，便于讀者快速閱讀并掌握核心要義。這種簡短而有力的寫作風格反映出他對青少年群體認知特征的尊重、理解和回應，用簡練的語言傳達出豐富深刻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盡量減少冗雜，增強青少年對回信內(nèi)容的準確理解，從而產(chǎn)生更為積極持久的教育效果。

從語言風格來看，回信通俗易懂、樸實親切，沒有繁雜的語言。習近平總書記總是站在青少年的角度，用口語化的語言傳達對孩子們的贊揚、關心、期盼。比如，“你們畫的彩筆畫很好，說的話也很真誠”“你們很用心，字也寫得認真”“‘太棒了’！我希望你們繼續(xù)‘加油’”?？谡Z化的表達拉近了與回信對象的關系，通過講故事、舉事例、擺事實等方式來激發(fā)興趣、拉近距離，增強了回信對青少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好實現(xiàn)對青少年的價值引領。

4.回信的結(jié)構(gòu)特征

通常來說，言說者為實現(xiàn)其話語功能都會對話語結(jié)構(gòu)進行精心布局，體現(xiàn)為不同的話語結(jié)構(gòu)。換言之，話語結(jié)構(gòu)本身是一個方法論范疇?；?0篇文本，可以總結(jié)出回信的基本敘事結(jié)構(gòu)為：肯定表揚+建立關聯(lián)+期望勉勵。

就“肯定表揚”而言，這見之于幾乎每一封回信的起始段落。對香港青少年，習近平總書記肯定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對新安小學少先隊員，習近平總書記肯定他們對學校歷史的自豪；對科普團隊學生，習近平總書記肯定他們的熱情和勇氣。這些肯定和表揚在前信和語境陳述的雙重疊加下更顯真誠、具體，因而也更能有效強化青少年的相應觀念和行為。

就“建立關聯(lián)”而言，習近平總書記在每一封回信中都會突出和說明自己與回信對象的關聯(lián)性，以共同熟知或經(jīng)歷的事物為中介，建立起密切關聯(lián)。在給澳門小朋友們的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說：“我經(jīng)常想起《七子之歌》，歌中表達的游子對回到母親懷抱的渴望十分感人”［11］。在給大陳島老墾荒隊員的后代的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說：“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陳島之行，也想起了當時同你們爺爺奶奶交談的情景”［12］。在給河北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畢業(yè)生群體代表的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在西部地區(qū)生活過，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識”［13］。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敘說回信對象之獨有特征，而且講述自己同回信對象的關系，“我想起”“我去過”等話語，一下子就把雙方的關系拉近了，使讀信的青少年只覺得是一位家里的睿智長者在同自己交談，關系親密而言辭親切。

就“期望勉勵”而言，習近平總書記對青少年的期望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無論是何種群體身份的青少年，習近平總書記都真誠地表達對他們健康成長、認真學習的普遍性期望。但具體到不同群體又有所側(cè)重。習近平總書記期望科普小衛(wèi)星研制團隊的學生“保持對探索的興趣”“努力實踐，帶動更多青少年講科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習近平總書記期望香港青少年“多學點歷史，多了解點國情”。習近平總書記期望在讀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輩為榜樣，堅定理想信念，刻苦學習訓練”［14］。

這種三段式的結(jié)構(gòu)特征，邏輯清晰而富含包容性，通過“肯定表揚”提振讀信青少年的精神，以“建立關聯(lián)”打通寫信人和收信人的情感通道，建立“我-你”關系，形成“我們感”，繼而水到渠成地提出具體適切的“期望勉勵”。這一結(jié)構(gòu)遵循了溝通原則和教育性原則，能夠較好地實現(xiàn)言說功能。

二、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的教育方法論解析

方法論不是方法本身或方法的匯集，而是選擇、反思、評價和判斷所用方法合理性的活動或事物［15］。方法論是使用方法的前提，目的在于選擇使用何種方法，辨明方法使用的范圍及局限，形成對方法的整體性理解和系統(tǒng)性反思。因此，從教育方法論的視角對回信進行解析，便是要回答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給青少年回信，而且持續(xù)地回信？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回信”的意義和價值、書信的教育成效、“回信”中的教育方法三個維度來思考，揭示“回信”何以必要、何以可能。

1.“回信”是“功成必定有我”在教育領域中的行動體現(xiàn)

“時代越是向前，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發(fā)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發(fā)凸顯。我國正處于歷史上發(fā)展最好的時期，但要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更加重視教育，努力培養(yǎng)出更多更好能夠滿足黨、國家、人民、時代需要的人才”［16］。而“爭奪青少年的斗爭是長期的、嚴峻的，我們不能輸，也輸不起”。因此“全社會都要擔負起青少年成長成才的責任”［17］。其中，各級黨委和教育部門黨組織要擔當主體責任。不僅要辦好教育事業(yè)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和執(zhí)行的大事，也要做好與青少年交朋友的小事，積極主動多形式溝通，縮短與青少年的物理與心理距離，在傾聽他們心聲的同時進行直接的價值引領。正是基于對“兩個大計”的深切洞察，習近平總書記才對全社會有如上呼吁，對各地黨委有如上要求。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躬身實踐，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期間，多次給浙江高校學生作形勢政策報告，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走進大中小學，走近兒童青少年，當面?zhèn)鞯朗跇I(yè)解惑。但作為一國領導人，這樣的時間和機會不可能太多。于是，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多年給青少年回信，把對青少年的關心與期待寫到信中并公之于眾，讓更大范圍的青少年讀到。所以，在培養(yǎng)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件事情上，習近平總書記既是設計師，又是行動者。“回信”同入校、作報告等，構(gòu)成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直接教育行動。行動者的角色定位既是習近平總書記“功成必定有我”境界在教育領域中的體現(xiàn)，也符合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整體性交往的本質(zhì)規(guī)定。

2.書信是行之有效的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教育學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中國現(xiàn)代教育學產(chǎn)生于100多年前的西學引進，這使其“根基和范式深受西方影響”［18］，“人們逐漸形成了話語和理論體系的依賴，甚至在文化心理上也產(chǎn)生了價值偏向，對教育學的經(jīng)典、權(quán)威、主流、前沿、研究典范等觀念的認知都或多或少地與西方聯(lián)系了起來”［19］。與之相應的則是“人們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那些精髓卻相對淡漠，中國教育智慧和經(jīng)驗長期處于被壓抑和被忽視的狀態(tài)”［20］。其中，書信作為教育方法的價值便被遮蔽已久。

書信是向特定對象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應用文書，是古今信息傳遞和人類溝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寫道：“春秋聘繁，書介彌盛”［21］。這意味著從春秋時期開始，書信就已經(jīng)成為常用交流工具。在書信中，尤以長者對晚輩的書信極具教育價值。由于中國古代任用官職時通常為異地任用，且一般不準攜帶家眷，因而書信成為傳統(tǒng)知識分子履行父親教養(yǎng)職責的重要方式。曾國藩從咸豐二年（1852）到同治十年（1871）的20年間，寫給兩個兒子近200封家書，主要內(nèi)容即教導他們?nèi)绾巫x書、做學問、做人。在他的影響下，其家族后代賢才輩出，有“曾家無一是廢人”的美譽。梁啟超也通過書信對子女進行課業(yè)、書寫、家務管理等多方面的教導。他在給長子梁思成的信中指導他“趁畢業(yè)后一兩年，分出點光陰多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huán)交互著用去。”［22］又致信長女思順道：“我常說天下事業(yè)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nóng)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成就一樣。只要在自己責任內(nèi)，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23］。這為子女們的成長成才打下了價值觀基礎。戰(zhàn)爭年代，革命的中國共產(chǎn)黨先輩們不僅在紅色家書中表達對家和家人的深情，更向家人和后人表達著他們?yōu)閲?、為革命義無反顧慷慨赴死的毅然決絕，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仰［24］。新中國成立后，同青少年的書信往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自覺而主動的行為。現(xiàn)如今，無論是傳統(tǒng)士人家書，還是革命先輩家書，抑或領導人回信，大多已經(jīng)向社會公眾開放?！多嵃鍢蚣視贰对恼視贰稄蛢鹤訒罚◤堉矗┑缺姸嘀視呀?jīng)轉(zhuǎn)化為公共的教化載體，承載著傳統(tǒng)士人立言立行的教育理想。寓教化于書信，以書信育人，既是根植于華夏大地歷經(jīng)長期實踐檢驗的有效教育方法，也是承繼中華民族文化根脈并在當下被廣泛認可的教育方法。

在教育科學化、國際化的浪潮下，我們往往會將優(yōu)化教育方法的訴求投向科學研究、國際經(jīng)驗，卻忽視了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教育資源的現(xiàn)代使用。習近平總書記選擇了回信這一傳統(tǒng)方式，反映出他“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文化自信［25］，對時下照搬外國理論問題，亦能起到觀念糾偏的作用。

3.“回信”負載著有教育學理支撐的豐富教育方法

當我們把目光再聚焦到20封回信本身，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雖然在具體的回信對象、時間、主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整體上承載著富有教育學理支撐的共同的教育方法，顯著地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1）示范了個體時間與公共時間嵌套的教育時機原則

教育時機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想與實踐的關注重點?！秾W記》從教之所由興廢的正反兩面闡述了“時”的教育意義。從正面來說，《學記》強調(diào)了“豫”“時”“孫”“摩”的教育原則，其中“豫”“時”“孫”分別指向預備性、及時性和順序性，都包含著對教育時機的選擇，從反面來說，“時過然后學，則勤苦而難成”，并將之總結(jié)為教之所由廢。我國教育一直秉承著《學記》所論述的教育時機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扣好人生的第一?？圩?rdquo;“拔節(jié)育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等教育比喻，以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因時而進”的教育方法論原則，都從歷時性的角度看到教育時機的重要性及對它的實踐應用。具體分析“回信”，可見教育時機原則的精微運用。

首先，精心選擇回信時間?；匦艜r間選擇主要以收信群體的關切為依據(jù)。由于回信對象主要是青少年，因而，青少年的節(jié)日是回信中的高頻時間節(jié)點。選擇收信群體最為關切的時間點，本身就是一種“關切其所關切”的教育性回應，符合及時施教的原則。

其次，回信時間可以細化為三類，第一類是以春節(jié)、中秋節(jié)為代表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第二類是以兒童節(jié)、青年節(jié)、升學、建校紀念日等為代表的收信群體關切的時間點，第三類是中國青年志愿行動周年紀念、教師節(jié)、勞動節(jié)以及與治國理政相關的重大事件的時間節(jié)點，具有多元性。這三類回信都是選擇了恰當?shù)墓矔r間，釋放出引導青少年關心國事的訊號，實現(xiàn)對青少年的價值引領。

最后，回信時間示范了將個體時間和公共時間相融轉(zhuǎn)化為教育時機的做法。以給新安小學少先隊員的回信為例，時間選擇了2021年的5月30日，六一國際兒童節(jié)前夕可以視為新安小學少先隊員們的個體時間。與此同時，新安小學是“新安旅行團”的母校，新安旅行團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于1935年5月10日組織領導的宣傳抗日的少年兒童團體，是革命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全民族全面抗戰(zhàn)路線的縮影，新安小學本身就是黨史的一部分。恰逢2021年為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召開之年，此一時間的選擇體現(xiàn)了公共時間屬性。2021年5月30日這樣一個普通時刻，卻融合了86年前的“新安旅行團”、新時代的“新安小學少先隊員”以及治國理政的“黨史學習教育動員”重大事件。也正是這種時間的交融，使得“你們在信中表達了對學校紅色歷史的自豪之情，也說到了你們學習黨史的收獲”，“希望你們結(jié)合自身成長實際學好黨史”有了堅實的史實和情感基礎［26］。習近平總書記給東北大學全體師生的回信也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2003年中央正式啟動“振興東北”戰(zhàn)略以來，東北地區(qū)經(jīng)濟綜合實力穩(wěn)步上升、國家糧食“壓艙石”地位更加牢固、改革開發(fā)與民生建設也有了顯著進步［27］。2023年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為全面振興東北作出新的工作指示。在此背景下，作為東北地區(qū)重要高等院校的東北大學必須肩負起培育人才與科技創(chuàng)新的責任。適逢2023年是東北大學建校100周年。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時間回信，既彰顯了對東北大學的關懷，更表達了對東北大學學子振興東北的期望。

（2）彰顯了動情曉理導志的教育對話智慧

書信的前提是一種“對話的實現(xiàn)”，若沒有了寫信人和收信人以書信為載體的對話發(fā)生，則不稱其為書信，這是書信有別于其他文體的重要屬性。因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說書信具有“辭若對面”的特征，使雙方見字如面。正因為書信具有跨越物理與心理距離而進行對話的功能，才得以成為一種教育方法。因而，回信的教育方法論意蘊便也凸顯在其對“對話”這一歷久彌新的教育方法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上。

首先，回信之“回”使青少年的發(fā)信行為得到了回應，使他們渴望同習近平總書記對話的愿望得到實現(xiàn)。這不僅使對話得以真正發(fā)生，更表達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所有青少年群體的關懷態(tài)度，具有強烈的教育示范效應。

其次，回信的文本表達方式成功建構(gòu)出習近平總書記與青少年之間平等的“我-你”關系以及親切的“我們感”。這要歸功于書信文本無以選擇的“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為個人情感表達預設了“無障礙通道”［28］。在“我”對青少年的所言所行的表揚，對青少年親近熟悉的人事的深情回憶中，回信中的“我”，其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角色隱而不顯，其熟悉、親切、睿智長輩的特征鮮明，有效營造了平等的對話關系。特別是，“我”把“個體自我的融入與個人生活的不斷涌入”體現(xiàn)到回信中，“我”的經(jīng)歷、情感、喜好等向青少年敞開了，“我”娓娓道來青少年自己或身邊人親身經(jīng)歷的那些家事國事，既沒有文辭上的刻意雕琢，也沒有態(tài)度上的居高臨下，這種真誠樸素的“盡言”“心聲”引發(fā)了收信人的情感共鳴，以親近感營造了“我們感”。“兒童首先是用情感來認識周圍世界的”［29］，情感驅(qū)動著兒童的學習行動。“我-你”關系及“我們感”，贏得了收信青少年群體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情感親近，達到“親其師信其道”的效果。再次，若只有“回”之行動和“我”之表達，則回信的方法論意蘊尚不夠深邃。正是總書記在每一篇回信的末尾對收信青少年群體的殷切期望，升華了回信的教育方法論意蘊。因為，任何教育性對話必然要“指向精神層面，向著更高的精神世界的開放”［30］。這種指向和開放的實效性來自事先已經(jīng)鋪墊好了的情感與認知基礎。換言之，若沒有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的情感烘托和事理闡明，則其所提期望便會空泛無力。

最后，與面對面的對話相比，回信還具有一層獨特的教育方法論意蘊。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基于收到青少年的來信。青少年對回信充滿著期待，收到回信，意味著“重要他人”的積極回應。正是因為相信重要他人，從而相信了整個世界。這份期待的成真會轉(zhuǎn)化為他們持久的學習動力。因此，寫信與收信之間的時空距離，自然地構(gòu)成了一個有效激發(fā)收信人學習動力的教育空間。

（3）秉承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基本學習準則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最早出自歐陽修對如何學習《易經(jīng)》的闡述，意指從大道理出發(fā)可以兼得其中的小道理，而從小道理學習出發(fā)很難通達大道理，其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邏輯。在“回信”中，“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鮮明地表現(xiàn)在習近平總書記為青少年確立的學習目的和學習內(nèi)容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幾乎在每一封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都會對收信青少年提出殷切期望，這些期望負載著高遠的社會價值，如期望陜西照金北梁小學生“將來做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有用的人”，希望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的同學們“為促進民族團結(jié)進步、實現(xiàn)共同繁榮發(fā)展作出應有貢獻”，希望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臺灣青年“同大陸青年同心同行、攜手打拼”［31］?？梢韵氲降氖?，將習近平總書記所提期望作為自己人生目標的青少年，其學習目標便會大起來，而當他們心懷“國之大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讀書之時，這種遠大的志向、崇高的抱負必能幫助他們克服具體的學習困難和人生困惑，實現(xiàn)一個又一個人生理想。就后者而言，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承載著豐富的知識內(nèi)容，引領著青少年對廣博知識的渴望。在給港澳臺青少年的回信中，總書記必然談及香港、澳門、臺灣同祖國的關系；而黨史、墾荒、外交、“一帶一路”、科技、軍事、氣候變化、民族團結(jié)等國家的史與事更是逐一鋪陳。可以說，一篇篇回信雖然短小，但卻能帶領著青少年跳出有限的課本知識，邁向既遼闊又立體的知識見識。

三、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的教育實踐啟示

回信蘊含著豐富的教育價值和方法論意義，但研究回信的最終目的是要對教育實踐改進有所助益。就“回信”的教育實踐啟示而言，我們既要看到“誰在寫”回信的主體特征及其象征意義，也要看到回信行為本身的方法論意義，還要看到回信內(nèi)容所蘊含的教育資源價值。

1.領會“回信”是踐行辦好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的創(chuàng)新實踐

2018年，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教育提到“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的戰(zhàn)略高度，并進一步強調(diào)“辦好教育事業(yè)，家庭、學校、政府、社會都有責任”“各級黨委要把教育改革發(fā)展納入議事日程，黨政主要負責同志要熟悉教育、關心教育、研究教育”［32］。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diào)“建設教育強國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在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的時代，教育對全黨全社會支持的訴求逐漸加強。在辦好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教育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任務上，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是號召者，更是行動者。因此，才有了他給青少年的一封封回信。通過“回信”及將其公開化的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向全社會示范了如何支持教育事業(yè)發(fā)展、怎樣與青少年進行教育交往。

可以說，“回信”是習近平總書記認同和踐行辦好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的創(chuàng)新實踐，是習近平總書記自發(fā)自覺尋找、主動落實教育責任的眾多路徑中的一種。時下，雖然各地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教育工作，關心教育、研究教育，并制定規(guī)劃以確保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努力為青少年教育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更優(yōu)的生態(tài)、更豐富的資源。但這些教育規(guī)劃類工作畢竟是以制度化面孔來面向青少年的，與青少年有一些距離。在這些工作之外，各地黨委、政府主要領導人還應以各種方式走近、親近青少年，更多地出現(xiàn)在校園中、教室里，在真實的情境中，面對面地為青少年傳道授業(yè)解惑，并將此行動形成制度化、常態(tài)化的教育體制機制。其實，在中國古代，對地方官員承擔教育一方的責任有明確的規(guī)定。如宋朝的時候，地方官要定期視察學校，“每月一詣學”，明清之際有“鄉(xiāng)約所”“講約所”，地方州縣官每月朔日，親自集百姓于明倫堂，宣諭六事，不得委托他人。進而，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有組織地將這一做法傳導至社會，促使社會上各行各業(yè)、各領域的“素行端方”者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立場，主動走進校園、親近青少年，做青少年可接觸到的“身邊的榜樣”，以嘉言善行擔當青少年的引路人。如此，“回信”的教育方法論價值就升華到了制度層面、文化層面，也使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的戰(zhàn)略要求得到真正落實。

2.創(chuàng)造性繼承“回信”所代表的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教育方法

中國教育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1933年，魯迅在《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中說過這樣一句段話：“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這段話表達了兩種含義：第一，教育方法非常重要，重要到“功德不在禹下”的程度；第二，中國豐富的教育方法亟待整理成書。時至今日，這樣一本書目前尚未問世。這反映出我們?nèi)狈逃椒ê椭袊鴥?yōu)秀傳統(tǒng)教育方法的系統(tǒng)性反思和繼承。雖然有學者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教育方法進行了探索，如強調(diào)“‘教’與‘學’的統(tǒng)一，以學生個體學習為基礎的教育方式，自然的學習流程和穩(wěn)定的方法”［33］，“力求切合兒童身心發(fā)展的規(guī)律，強調(diào)榜 樣示范作用，注重良好習慣養(yǎng)成，講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實行因材施教，編寫符合兒童特點的教材等”的蒙學教育方法［34］，以及“慈嚴相濟、以身示范、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注重環(huán)境的古代家庭教育方法”［35］，但其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有待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個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時代，依然選擇回信這樣一種傳統(tǒng)的教育方法，堅持多年并在多領域?qū)嵤?。這昭示著“回信”作為一種教育方法的重要性，教師們要學習“回信”所展示的教育時機、教育對話以及“大小”辯證法，甚至可以模仿“回信”，用于指導和改進自己同學生及家長的書信溝通行為，但這樣一種“照著說”的思路可能會走向僵化和教條，更重要的在于“接著說”。即，我們需要反思：除了“回信”，還有哪些傳統(tǒng)教育方法有待系統(tǒng)整理和運用？我們又如何對它們進行適應時代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答案必然是多樣的。譬如，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都很重視通過靜心冥思的方式進行領悟，“陽明格竹”即一例，但冥想、正念這種源自中國的教育方式正被用于西方的學校教育之中，卻似乎被現(xiàn)代中國學校所遺忘。

需要注意的是，在繼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教育方法時要做到“學古而不泥古”，不能簡單地照搬舊制，而是要在充分理解其內(nèi)在價值的基礎上，結(jié)合現(xiàn)代教育的需求進行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比如，《學記》記載了“適時而教”的教育方法，陶行知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生活教育歷”的教育方法。具體而言，“生活教育歷”以兒童的生活日程為依據(jù)，編制學校兒童生活歷，又將一切課程、教材、教法、工具，皆納于生活歷的規(guī)范之中。正如陶行知所言“古人為政，貴在不違農(nóng)時，故頒歷書。教人亦然。教當其時，則事半功倍，失其時，則事倍功半，或全失其效。故辦學貴在不違人時”［36］。“生活教育歷”是對“適時而教”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啟示我們在學習傳統(tǒng)教育方法時，不能機械照搬，應結(jié)合新的時代情境進行創(chuàng)造性繼承，方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3.全面開發(fā)“回信”的“大思政課”課程資源價值

“回信”之“回”意味著“‘寫信—回信—熱議—行動’這一整套教育流程，即青年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年回信，廣大青年熱議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回信精神并積極響應號召、開展行動的教育流程”［37］?；匦?ldquo;看似回應的是具體的人，實際上其影響足以擴展到這一類群體之中”［38］，因此，流程、對象和回信內(nèi)容相互嵌套，構(gòu)成了完整的教育過程，蘊含豐富的課程資源。倘若能夠?qū)?ldquo;回信”“形成體系化的學習落實機制，其中蘊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便會通過教育實踐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的物質(zhì)力量”［39］。但當前對“回信”的學習和宣傳主要是在傳播原文的層面，其獨特而適切的“大思政課”課程資源價值有待設計開發(fā)。

首先，學校可以從“讀‘回信’”的視角來設計思政閱讀課程。習近平總書記給青少年回信的主題多樣、內(nèi)容豐富，文本本身具有極大的知識性和時事性，具有開闊青少年視野、樹立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學?？梢园?ldquo;回信”整理成冊，作為廣大青少年的讀本，輔以相應的閱讀指導，幫助青少年讀懂信中之史、信中之事、信中之情。正如蘇霍姆林斯基在分析他是如何提高少年兒童共產(chǎn)主義信仰時提出，“我作為老師，每周就同他們舉行一兩次共產(chǎn)主義閱讀課……朗讀和講述有關偉大導師列寧的生平及其為人類幸福而斗爭的事跡……這樣的朗讀課越多，共產(chǎn)主義的真理就越是深入少年兒童的心靈”［40］。其次，學?？梢詮?ldquo;研‘回信’”的視角來開發(fā)“思政+”跨學科主題學習活動。“回信”反映出來的國家治國理政議程，“回信”體現(xiàn)出來的國家治理主題，“回信”中的黨史等等，都是思政味道濃郁的高價值選題，并且能夠很自然地跨到語文、歷史、地理、科學等學科中。最后，學校還可以從“行‘回信’”的視角組織研學活動，教師帶領學生以“回信”為路線圖，踏上“回信”中的土地，同“回信”中的人產(chǎn)生真實的鏈接，感悟國家的發(fā)展壯大、了解人民的真情實感，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與踐行便會自發(fā)地內(nèi)在生成。其中，“讀‘回信’”主要可在小學開展，“研‘回信’”主要可在小學高段和中學階段開展，“行‘回信’”可在中學和大學階段開展，所以“讀”“研”“行”三個視角其實也是三個學段，對“回信”進行課程轉(zhuǎn)化本身是落實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一體化建設的路徑創(chuàng)新。

來源 |《中國青年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牛楠森（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